那间接代理规定在哪里呢？还是规定在四百零二、四百零三条。
三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矿藏、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资源，都属于国家所有，即全民所有，对于宪法如是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规范，首先应从法条理论出发检视其形式规范特性，然后再剖析其制度性保障功能。其三，国家管制权力在我国素来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，在这种国家管制权力文化历久弥漫的政制背景下，将国家所有条款解释为一种强大的公权力，其结果无疑有碍于国民个体之自然资源所有权、使用权等权利体系的成长及其保障。
作为一种说明性的不完全法条，它并不包含司法裁判规则，不能独立产生法效果，它只有与其他法条相结合，才能开展共创设法效果的力量。[44] 参见朱康对：《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——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》，载张曙光主编：《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》（第4集）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59-162页。宪法对它们的保护乃是旨在形构制度的制度性保障，国家的立法或已有的制度除非侵犯到此等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，否则，就不构成违宪。[20] 参见林来梵：《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——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》，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60-161、194-196页。[52] 梁慧星、陈华彬：《物权法》，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5版，第222-223页。
2.制度性保障的核心在于使自然资源能为国民公平地享有与使用 如上所述，制度性保障的原初含义侧重于保障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，但在基本权利保障愈来愈精致化的二十一世纪，制度性保障不能再止步于保障基本权利之核心内涵，而应该致力于对基本权利予以更为全面的保障。对此条款，德国法学界一般作制度性保障解释：制度保障旨在保证原则上维持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。因此解释：不真实当然不自由，不自由当然不真实，这样来解决它。
所以，两分法是开放的，能够为法院裁判提供方便。立法者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，说不清楚。所以一百一十二条可以说是身份权，身份关系上的权利，因为《民法通则》用了人身权这个概念来涵盖。不知道我在这里介绍过那个情境没有，当时注意到在中央的这个决定上，编纂民法典五个字是前言不搭后语，它和前面、后面的意思都不连贯，再一看，把这五个字摆在这个决定的任何地方都不适当。
智力障碍、肢体障碍、听力障碍、视力障碍、语言障碍等等都通通属于成年障碍。第二个选择还是按照现在的情况，把合同法上的间接代理作为代理制度当中一个特别规则，作为一个特别制度来对待。
54年开始起草民法，62年起草民法，都没有成功，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。还有，有人说加上民事两个字不好看，我说，同志们要这样看的话，物权法上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，前面加了业主两个字，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，还有不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吗？没有关系，只是基于种种原因，多了一个词在那里。所以说，在它刚通过的时候我们来举行这个讲座也是非常隆重的事。还有更重要的是，本法废弃了民事行为这个概念，民法通则不只是发明了一个民事法律行为，它首先是发明了一个民事行为。
此外，在欺诈，胁迫这个问题上，损害国家利益也归到可撤销了。最后沿用《民法通则》企业法人、非企业法人的分类，把名称改了，企业法人改为营利法人，非企业法人改为非营利法人，这就是最后做出的决定。但是这个制度也不圆满，我们没有用成年障碍这个概念，只是用了不能辨认自己行为能力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这样的表述，因此，现在的成年监护制度的对象被限制为智力障碍者。我这准备的十个问题已经问完了…… 梁教授：还有别的同志要提问吗？ 钟瑞栋：就怕梁老师太辛苦。
看看下面的嘉宾、同学有什么问题。对于新的立法，越需要掌握其立法的目的和意思，所以我们都要仔细地研究和学习《民法总则》。
所以就为这样的障碍人设立监护人、照顾人，或者说叫做保护人，强烈反对精神病人这样的概念。直到2014年10月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公布，才改变了这个局面。
我们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要怎么办呢？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，怎么计算？如果计算不了的时候，就以加害人取得的利益作为受害人的财产损失。对当事人来说，要证明受到欺诈、胁迫，直接根据五十四条第二款，撤销就够了。最后有的人提出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个理由：利于促成交易，好不容易订立了合同，有的合同都已经履行了一部分等等，如果能够使它最后实现，对双方都有利。第四，什么叫英烈？照我的理解，应该按照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当中的表述，该碑文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时候由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，由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表决通过。四、法人的分类问题 钟瑞栋：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法人的，这次法人的规定有许多创新之处，因为时间所限我就不多说，有一个法人分类的问题，《民法总则》中基本上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，但是又在第四节中设了一个特别法人，特别法人基本属于公法人居多。苏联对这个概念是不是民事两个字也很难说，所以应该说当时理解不准确。
所以，我说它是为了避免纠缠个别概念。德国、我国台湾、日本、美国都是如此，人格权、人身权用侵权责任去保护，追究侵权责任，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。
五、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钟瑞栋：第五个问题是民事权利这一块，我比较关心第一百一十条关于人格权的规定。但是立法者仍然采纳了三分法，维持三分法，降低限制行为年龄这个方案，刚开始降到6岁，从可以上小学开始，他要上学，如果是在北京，就需要打出租，坐公交，买学生用品，他跟学校之间也有一个合同。
回过头来说，本法的法律行为改变了多少合同法的规定呢？所以说本法和合同法不构成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，不一致的时候适用哪个法？适用本法，还是新法改变旧法的原则，好像在大会通过之前讲到了这一点，新法与旧法的关系。当时民法起草小组勤奋的工作，到82年的时候，我们有四个草案，民法教科书上叫民法四稿，其中第四稿比较完善。
现在看来，是《民法通则》的起草人当年对民法上法律行为的概念理解不那么准确所导致的，不能简单地说我们是受苏联的影响。现在《民法总则》的制定也是沿着这个思路，反正现在的《民法总则》不能把公立大学排除出去，不能把机关法人排除出去，不能把事业单位排除出去，实际上公法人、私法人都要在这里规定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规定社团、财团，否则这些公法人就无所归属。现在的条文，仅有侵害英烈人格这第一个要件，没有造成近亲属精神痛苦这第二个要件，另外加上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要件，因此不属于私诉，英烈的近亲属不能行使诉权。理论上，教科书会讲出很多理由来，但实际上的理由是，别人都是社团、财团，包括德国、日本、我国台湾，为什么我们不搞社团、财团？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营利性、非营利性呢？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争论，关键在于别的国家的民法典不规定公法人，就在这一点。
人身权这个概念是中国的创设，实际上在传统的理论当中，是身份权和人格权。为什么要发明民事行为呢？是把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合法的行为，而可撤销的、无效的、违法的这些行为都不是民事法律行为，因此发明了一个民事行为，作为一个上位的概念，下面民事行为再分，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，无效的民事行为，违法的民事行为，用的这样的方式。
在现实当中，一些姓名、肖像、个人的形象等都有巨大的价值。《民法通则》没有提及这一概念，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仍然要讲法源。
这对法官、律师来说很重要，对教授也是如此。后来这个人找到我，我和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唐德华写了材料，不止一次，我就讲了这一道理。
所以我认为，在本法的执行过程中，学者和实务界法官、律师们，要共同致力于这个20年的客观时效期间，要把它用起来。这是本法除法律行为之外最大的改变。商标、专利毫无疑问是商事，著作权不好直接断定是商事，但是著作权权利的转让、出版，还是拿去赚钱的，所以把知识产权法认定为商事法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拿《民法总则》与国外法典进行比较，这里那里挑毛病，而是要尽快熟悉它。
我们提到的我国台湾适用的民法是由上一辈人所制定的，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法典，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台湾学者的研究，（台湾地区民法典）其中有些条文是错的，有些条文成为无用条文，但也无损于这部法律的成就。原来的规定也说不清楚究竟是要承担责任还是履行合同，如果履行这个合同的话，纠结于狭义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有效无效会把问题复杂化，把这些问题留给理论和实务去处理一样是可以的，所以后来把它删掉了。
钟瑞栋：谢谢梁老师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《民法总则》与特别法，比如合同法、侵权责任法、物权法等的关系应该怎么来界定？ 梁慧星：涉及到法律的适用，我们的同志都知道特别法优先。应当由谁行使诉权？应当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诉权。
《德国民法典》制定的时候，对于它的批评程度也是非常严厉的，也有许多著名学者的否定性评价，其中的某些条文在后来也被认为并非那么好。虽然我们过去有很多法律，且有些比较先进，但是由于缺乏对法律的信仰，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，不去从法律上审查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理、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、怎样追究对方的责任，而是找熟人、找关系。
